更重要的是，我国已有较长时间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制度实践，这一次汇率调整较快说明市场化程度较高，市场平均预期能较快地反映在汇率中，并未产生较明显的汇率扭曲，因而没有引发因汇率扭曲导致的一致性预期的跨境资金流动。

比如，如果妻子妒忌心太强，那么，丈夫怎么纳妾、怎么娶更多妻子？实际上，当一个社会只能依赖子女来养老、避险，那么，一夫多妻是必然的制度，因为在一夫一妻的制度下，妻子有可能不能生育，或者即使能生育，也只能生女儿。其二是我们熟悉的非人格化金融市场，像养老基金、投资基金、人寿年金。

加拿大阿拉伯塔大学的RandallMorck教授和他的同事做了一个研究，看日本公司在二战之后哪种类型公司的业绩最好？第一类公司的掌门人是企业创始人的亲子，就像中国的家族企业一样。随着基督教的罗马化，古罗马社会的一夫一妻制也慢慢成为基督教的官方主张。就以防老、养老为例，一般是人在年轻时多存钱、多投入，老了退休不能赚钱后再从原来的投资中得到回报，来养老。他们发现，其中，708个社会今天还是一夫多妻制，一夫一妻制的社会有137个，这里面包括中国，只有4个社会正好反过来，是一妻多夫。用子女作为交易工具以实现安全，不仅会把人变成商品，也必然给人口带来膨胀的压力。

就像西方在中世纪所经历的那样，基于教会的跨期利益交换体系会压制个人自由，压制个人信仰的选择权利。就以我们很熟悉的家作为起点吧。从横向比较来看，放在世界上来比，也没有一个大国的中央政府本级支出占比低到如此程度。

如果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不能消除这种辖区间正的外溢性和负的外溢性，那么区域市场之间就很难统一，它会存在各种隐形壁垒。现将整理后的发言实录附后，供读者参考。在这种目标多元的情况下，中央对地方怎么样进行激励，怎么样实现激励相容，这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2022年6月16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与中国财政学会区域财政研究专业委员会在京联合举办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视角下的区域财政研讨会。

这体现在中央的本级支出占比要上升，当前的这个占比，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个历史最低点。三、解决辖区间外溢性问题需要事权、支出责任上移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辖区间外溢性问题不断增多。

市场化、工业化推动了劳动力的流动，城市化吸引了社会人口的流动和家庭的迁徙。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国家发展的整体性特征在上升，这意味着辖区之间外溢性的问题在增多。区域问题实际是个空间问题。还有空巢老人的照顾、留守儿童的抚育也成为公共服务要面对的问题。

财政学里很少涉及到空间维度，一般都是在假设空间是均质的条件下来考虑财政问题，以此为前提来设计财政体制。二、动态社会公共服务成本的区域分摊 过去是一个静态的社会，现在变成了一个动态的社会。从这点来看，地方的辖区财政责任实际上是区域财政研究的一个大问题。这种正的外溢性带来的收益如何内部化？负的外溢性导致的成本如何内部化？毫无疑问，这需要新的制度安排。

我国在1994年推出分税制改革方案时，当时提出的基本原则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其潜在的假设条件就是经济社会空间的均质性。过去是单一目标，现在是多元目标。

如何激发地方积极性，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防范化解区域风险全国化的治本之策。低碳绿化、资源节约，遏制气候变化等，也成为重要的发展目标。

这就导致了不确定性、不可预期性，尤其在多元目标情况下，激励相容出现很大的不确定性。县乡财政出现困难，不是首先体现在辖区责任上，而是中央财政一杆子插到底。流动儿童、老人成为当下的常态。怎样形成一种激励机制，这个问题还没有研究到位。由于潜在假设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故而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在实施中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更改了这个原则，改为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人户分离成为当下的普遍现象，至今有5.04亿人处于人户分离的状态。

辖区之间的外溢性既包括正的外溢性，也包括负的外溢性。这恐怕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十分复杂问题。

实践中已经有一些做法，也是在探索，在摸着石头过河，在理论上对这个问题没有非常清晰的描述，在制度上也没有形成很清晰的制度路径。青壮年劳动力打工在外地，医保、养老在户籍所在地，在人的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处于不同的区域，公共服务的成本如何在区域之间分摊？一旦这种区域协商变得成本极高或不可能的情况下，就需要上一级的政府来解决和承担

随着宏观不确定性扩大和公共风险水平的上升，经济社会发展成本不断提高，支出责任上移势在必行。所以，当前财政体制的设计需要新思路。

可以说，财政改革其实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改革。由于潜在假设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故而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在实施中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更改了这个原则，改为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由此，激励相容的复杂性成倍地增加。辖区之间的外溢性既包括正的外溢性，也包括负的外溢性。

省作为区域政府，市作为城市政府，这两级政府对它辖区之内的财政能力的纵向平衡和横向平衡负有责任，而从现实来看，辖区财政责任是不清晰的。我国在1994年推出分税制改革方案时，当时提出的基本原则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其潜在的假设条件就是经济社会空间的均质性。

在这种目标多元的情况下，中央对地方怎么样进行激励，怎么样实现激励相容，这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这恐怕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十分复杂问题。

这意味着事权、支出责任要上移。流动儿童、老人成为当下的常态。

对这个问题应该深化研究，仅仅在横向上、在地方找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横向问题、地方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在纵向体制安排上，可能在事权、支出责任层层下移上。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不但导致全国市场难以真正统一，区域间资源配置难以优化，而且各个地方也在强调所谓的产业链安全，以邻为壑的现象也不时出现，在疫情防控中这种现象时有发生。这意味着国家治理体制需要进行调整优化，财政体制在这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它具有决定性作用，决定了治理效能的高低。而这在地方还涉及到一个风险责任和责任风险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更多的事情交由地方，辖区外溢性问题就越难以解决，这导致区域之间的博弈趋于非良性发展，国家治理效能也难以提升。过去单一的目标下，区域之间是竞争的，竞争的目标是怎样做大蛋糕，这种竞争可能是良性的。

如果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不能消除这种辖区间正的外溢性和负的外溢性，那么区域市场之间就很难统一，它会存在各种隐形壁垒。而外溢性问题的解决要靠区域之间去谈判，成本非常高。

这离不开纵向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我们研究过一些案例，比如跨省的上下游的生态补偿问题，两个省之间谈判能解决一些问题，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